黑色、红色、黄色、白色、绿色。

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八楼病区，这五种颜色是医护人员每天最大的牵挂，因为这对应着他们收治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状态。它们被医护人员标注在交班记录中，用来区分患者的病情。

黑色代表患者已经去世;

红色代表患者病情危重，随时有生命危险;

黄色代表患者病情加重，暂无生命危险;

白色代表患者病情稳定;

绿色代表患者已基本痊愈，近期可以出院。

表格中，醒目的色块不断地更替，如果把它做成一张动态图，可以清晰地看到病房里，全部患者每一天的病情变化轨迹：

大部分患者在红色的印记中挣扎过，但经过艰难且精心的救治后，很多人挺过来了，被标上了代表希望的黄色，就像一束照进黑暗的光;有几例病患很遗憾，他们等不到这束光，生命永远停留在了黑色。

而眼下，“绿色”越来越多，重症病人一批批好转。3月15日，八楼病区迎来了第37位重症患者康复出院。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八楼重症监护病房交班记录表。受访者供图

(一)

辗转多家医院后，50岁的陈桂兰(化名)被救护车送到了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来自北京市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北京友谊医院护士长张微微接到她时，她吸着氧气，呼吸急促，端坐在转运床上。护士们抬她到病床上，询问姓名、年龄，从哪里来。她说话费力，说上一句话要喘几口大气。口罩会加重喘憋感，可她坚持戴着，捂严自己的口鼻。

这一举动，打消了张微微与病人的距离感。这是她来武汉接手的第一例病患，“病人已经很难受了，还想着保护我们!”她为陈桂兰把鼻管撤掉，换上了氧气面罩，看着血氧从60%一点点回升。短时间内，陈桂兰的缺氧症状得到有效纠正，呼吸趋于平稳，能够正常交流，青紫的口唇变得红润起来。

在进入病区的第一天，张微微流下了眼泪，“来对了，一定多抢救几个。”

1月27日，北京市支援湖北医疗队出征武汉。自1月29日开始，北京医疗队第一批进驻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先后接管了3个病区，负责150张床位的救治工作。八楼病区是集中收治重症及危重症患者的主战场。1月29日，北京友谊医院的4名医生、8名护士，作为第一梯队进入重症病房工作。

严格来说，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八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症监护病房”，它是由一个骨科普通病房改造而成的。

院感防控格局、病房改造等受到多方面条件限制。初期，病房内高流量吸氧装置、有创及无创呼吸机等设备数量非常有限，ECMO(体外膜肺氧合)这样的高级武器全医院仅有一台。

北京友谊医院第一批队员出征武汉。受访者供图

经历过2003年抗击非典，这次，北京友谊医院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王维再次深入抗击新冠肺炎的疫情中心。按照以往的经验，他对现实有些许担忧，“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传染病病人，应该是2人间或者单间管理，而且确诊的病人要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分开管理，每张床的相隔至少相隔1米。” 但是病人太多了，标准不得已需要暂缓，一切以抢救病人为重。

八楼病区第一天“开张”就收治了近20位患者。仅张微微当班的6个小时内，就收治了十多名患者，而且至少有5位患者和陈桂兰的病情一样严重。48小时内，病区50张床位全部收满。一周内，病区的床位使用率始终维持在98%以上，“有病人去世了或转到ICU，才能挤出一个床位。”连续抢救让王维意识到湖北地区疫情的严重性，“病人太重、太重了。”

初期，唯一有效维持危重患者生命的办法是将病人转去ICU，应用更高级别的生命支持技术为患者争取时间。ICU只有20张床位，床少人多，很多危重病人等不到。

8楼病区的走廊通宵亮着灯，一片素白。医护人员快速在病房间移动，挽救患者的最后希望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压力是巨大的。虽然陆续来了一部分高流量吸氧装置，但是呼吸机的数量仍然严重缺乏。“就像打仗没有枪。”王维说。

有位患者上午还好好的，下午病情急转直下，氧饱和度快速降至40%。医护人员立刻组织抢救，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医生白国强非常沮丧。

作为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他在ICU工作了七年，干的就是“抢人”的活，每天都在想尽办法，为在生死边缘的危重症患者提供多一些生的希望。而此刻，无论是留住生命或是延长生命，他觉得自己都没做到，“我们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点点弱下来，直到死亡。”

病患沉重的“喘息”声如同一阵阵闷雷，轰轰地在人心上作响。

102床男性患者，呼吸憋喘已经到极致了。高流量的鼻塞和吸氧面罩将他的鼻子和嘴紧紧地扣住，碗口大的空间里，充足的纯氧给进来，他使劲吸、拼命吸，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在体内氧合。他急需一台呼吸机。

张微微一直陪伴在他身旁，不敢离开，紧张弥漫在空气里，她感受到了逼人的窒息感与濒死感。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安慰。她克制地流泪，流多了怕把口罩打湿、护目镜起雾，使劲忍着。

进入病区工作的第一周，张微微的心情是沉重的。交班时，王维看到，昨天还是红色的“病人”，今天变成了“黑色”。

医护人员在病房开展工作。受访者供图

(二)

医疗队驻地走廊的尽头是一个露天的阳台。几乎每个清晨，白国强都会到露台呼吸几口新鲜空气，这是为数不多的，在外可以摘下口罩的时间与空间。隐匿在心中的惊骇与失落在这里得到释放。

来到武汉后，白国强参与过的抢救喜忧参半，“有人没留住，有人超乎我们的意料很顽强。”1月30日，他发出了支援武汉后的第一个朋友圈，是凌晨四点下夜班和同事们行走在寒夜里的背影，黄晕的灯光为他们照路。2月3日，他发了第一组工作照：武汉第七天。平安!加油!

此时，医疗物资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向武汉。当第一批抢救设备运抵八楼病区后，张微微和同事们欢欣雀跃：“太好了，有呼吸机，病人有希望了!”

一次夜班，王维查房。10号病房的护士突然呼救，他跑过去一看，病人倒在了卫生间，已经意识不清。狭小的空间无法实施抢救，四名医护人员费了好大气力才将患者抬回了病床。幸运的是，当天病区有一台可用的呼吸机，麻醉科医师立刻给病人进行了气管插管，同时，医务人员为病人做心肺复苏，长达30分钟的急救，病人心跳恢复。

王维还没来得及感慨惊险，另一名危重症患者病情突然恶化，所有人又奔向了另一间病房。

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张微微。受访者供图

“医疗设施的完善太重要了。”呼吸机到位了，护士的工作量几何式增长，“仪器的监护，设备的管理，病人气道的管理，还有生活护理。”张微微说，最着急的一件事情是设备的使用。

疫情暴发以后，武汉协和医院多个科室关门支援一线。协助八楼病区的护士来自骨科、外科、眼科，她们大多没有呼吸、感染和ICU的工作经验，对呼吸机设备的使用比较生疏，不到位。所有人很着急。北京医疗队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在微信群里组织培训，一点点手把手地教学把团队带起来。

病区的患者时刻不能离人，因此医疗队实行的是24小时工作制。37岁的张微微在ICU工作了16年，已经很久不上夜班了。这个年纪在队伍里还算年轻，有几位同事都40多岁了，“要不是条件不允许，我愿意天天到里面去。”她时刻揪着心，这个时候必须去看着他们，“二三十分钟的中断，都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事情，就遗憾了!”

张微微和刘壮医生全程参与了那个生命垂危的102床男性患者紧急气管插管救治，在危险的环境下坦然地做事。1个小时后，他们才从病房走出来。

张微微没有下班，陪着下一个交班的护士又走进了病房，“咱们的防护级别没问题的，你放心!”这位护士很年轻，张微微陪她做了全套的操作，告诉她封闭式吸痰的方法和好处，帮助她卸下一些心理包袱，“几乎没有飞溅，不用担心气溶胶传染。”

气管插管的病人不能动，护士需要为其做生活护理。张微微和同事为一个高1.8米、重180斤的男患者翻身、清洁、更换床单，一次护理下来，浑身湿透了，N95口罩内沾满水汽，贴在鼻子和嘴上，没有一点点空间，一口气闷在里面，出不能出、进不能进。曾有那么一瞬间，张微微仿佛真切感受了恐惧的窒息感。

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白国强。受访者供图

(三)

开始出现好转的信号是什么呢?

王维觉得是就是那五种颜色的变化，“现在，病房里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已经出院了，还有很多病人从红的变成黄的、变成绿的，有的是核酸没有转阴，有的是肺部的病灶没有完全恢复，重症病人的治愈率明显提高了。”

白国强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有所缓解了。2013年，他进入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工作。在这个又苦又累的地方，他像一个和死亡拔河的勇士，对峙着、拉扯着、卖力着，挽救过许多患者的生命，他为此感到兴奋，“其它科室体会不到这种感觉。”来到武汉后，他曾一度感觉握不住为患者争取生的机会。2月21日，他的同事40分钟内抢救了3个病人，3个病人都走了，“ICU以前都没见过。”他形容，那是灰暗的一天，信心受挫。

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欣喜与痛苦往往结伴而来。他印象深刻的两个病人。42床，一个60岁的男性，病情经历两次反复，历经1个月，临床的治疗方案反复调整过无数次，病情终于稳定下来。51床，一个80岁的老爷爷，患有多种基础疾病，神智不清，曾经是病房里最重的病人，而他却顽强地坚持下来。他的那栏表格上，红色终于变成了黄色。“生命之光从来不会熄灭。” 白国强说。

疫情对于人而言，生理上，是病毒侵蚀肺部使其变得斑驳。心理上，人们则遭遇了一场地震，医生有一定自愈的能力，在废墟上重建信心。而患者的心理重建则需要医生的帮助。

18病房住着一位70多岁的老人和一位56岁的阿姨，病情危重。阿姨一家三口全被诊断为新冠肺炎。她入院后总哭，拿手机上网搜，怀疑自己得了肺纤维化，“治不好了”。

她向白国强提出换病房的想法，白国强也作难，“病区实在腾不出一张空闲的床位了”。王维把CT报告打印出来让她看，“您看看，这上面写的是考虑病毒性肺炎，没写您是肺纤维化，报告就是这样写的，我改不了。”阿姨看了半天，问：“我能拍张照吗?”王维说：“您拍，拍下来再好好看看，这回别瞎想了。”从这以后，阿姨哭的次数少了，虽然肺部阴影还在，但是她总觉得身体在变好。

北京友谊医院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王维(中)。受访者供图

133床的一位阿姨，是位骨科术后的病人。张微微还记得初次见面时，因为术后的疼痛和恐惧，患者的情绪很不稳定。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护理，阿姨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在我一进病房，她总是喊，友谊医院加油!友谊医院最棒!” 疫情发展到现在，张微微说：“总之，我们把最艰难的日子熬过去了。”

王维总结，有几招挺管用的，“和病人说话多竖大拇哥，他们高兴;替他们舒坦舒坦后背，他们觉得你关心他;多讲讲病情，多讲点儿积极的，他们少顾虑。绿色越来越多，希望越来越多。”

白国强每天都通过记日记来记录武汉工作生活的点滴。

2月22日，阴雨濛濛。他站在露台上，从高处向远眺望，院子里仍是一片新绿，“漫天大雾也挡不住春机盎然，希望疫情的阴霾也早日消散，别耽误我去武大看烂漫樱花!”。

2月25日，他惊喜：今天竟然吃上了思念已久的热干面!

3月1日，他感谢雪域高原的司机师傅，几千公里不眠不休为北京医疗队带来了珍贵的牦牛肉和清油。

3月8日，今日份的小感动，他沾了女神们的光，喝到了仰慕已久的印有“武汉加油”的咖啡，还吃了武汉肯德基。

3月15日，他告诉记者，八楼病区迎来了第37位重症患者康复出院。

白国强今年36岁。对他来说，武汉是个新鲜的城市，东湖、黄鹤楼、长江大桥，还有他心之神往的樱花，都只在照片上见过。这次，他来到了这座城市。春来，武汉的樱花已冒出新枝。病患一批批出院，工作强度降下来，他终于有机会去欣赏江汉大学里盛开的花朵，一簇粉红。

日子相对轻松起来，王维时常想起读书时一位老教授说的话：即便我80岁了，行医依然有两个感受，一个是如履薄冰，一个是如临深渊。这两个词王维正在经历，在险境中与病魔抗争，握紧人的性命，“人们把性命托付在你的手上，稍有差池，就是一生的影响。医生也只是凡人，但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医生对这两个词的认知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会追随一生。”